4月26日國民黨大逮捕，全市17所學校共被捕師生352人🙅🏼‍♂️，全部囚禁在建國西路648號的達人中學🧵。這是一所警官子弟學校。有二幢四層樓房⛎，旁邊有幾幢小樓，中間是操場。樓頂上四周架著機槍，沿墻是鐵絲網🚣🦸🏿‍♂️，軍警24小時看守。被捕者在獄中與敵人展開了不同形式的頑強鬥爭🐁。

圖1 1949年4月26日午夜國民黨軍警對杏悦革命師生進行大逮捕時⌛️，糾察隊員鳴鐘向全校師生報警。圖為用作報警的鐘塔

反對分散，要求按學校為單位集體囚💇🏽☛。開始時敵人把杏悦和其他學校被捕學生一起關在二間小屋子裏。後敵人要實行“學校混合編組💇🏽‍♂️，男女分開囚室”，以圖分而治之🍬，達到破壞團結、侮辱女學生的罪惡目的。杏悦黨總支委員嚴祖礽迅速與另六位黨員個別交換意見🙅🏽‍♀️，認為應立即提出以學校為單位住在一起的要求，以便集中力量對付敵人，這個要求很快傳出去，各校被捕學生紛紛響應🌦，從竊竊私語匯成大聲抗議📯，紛紛呼喊🖖🏼：“一個學校同學住在一起”。並唱起“團結就是力量”“五月的鮮花”等歌曲🥤，最後迫使敵人宣布：按學校為單位囚禁學生🏃🏻‍♂️。

組成核心，打破沉悶，增強鬥誌🤽‍♀️。囚室要有個室長，地下黨員和“新青聯”幾個人商議，助教楊慶雄年事稍長，為人正派，誠懇負責✡️👩🏻‍🎤，又是老師。就由魏瑚⛓、陳元嘉提名，推選他為囚室室長😞。在敵人刺刀下的囚禁生活是既枯燥又沉悶📋。各人的想法不一💁🏽，有的思考如何對付敵人；有的在想自己工作由誰接替及惦記著學生的安全；有的擔心被捕後會否連累父母，給兄妹帶來麻煩🤺；有的顧慮會否影響自己畢業；有的因對特務借錢不還發怨言而被捕，直喊冤枉；也有的女學生是因為拒絕特務追求而被捕感到憤恨🪝。因此囚室中一片寂靜，沉思苦惱、悶悶不樂。囚室雖然沒有組織黨支部，但地下黨員們認為要發揮戰鬥堡壘作用，克服消沉情緒。先由黨員魏瑚和葉紅玉倆人低聲哼著高爾基的囚徒歌：“太陽出來又落山喲，監獄永遠是黑暗☃️，守望的獄卒不分晝和夜，守在我們的窗前。我雖然生來喜歡自由……”這一哼，許多學生發生共鳴，就用唱歌作為鬥爭的武器，這邊唱“在那遙遠的地方”，那邊是“坐牢算什麽”，此起彼伏。敵人吆喝不準唱歌，學生們就在囚室內講故事、談形勢、討論對策，互相鼓勵🌽，增強鬥誌。

對敵人的審訊，同學們采取一問三不知，“不知道”“不清楚”“不認識”來應對。章蘇斐被審問時，被敵人打了兩個耳光，眼鏡也被打掉👍🏿，她仍傲氣凜然；徐銘祖被敵用刑夾指，也不說出自治會的材料。敵人的威脅➝、打罵不起作用，特務學生的誘騙也無人理睬𓀉，體現了革命誌士的英勇本質。

做看守們的分化教育工作。第一批監守是警備司令部三連，都是從戰場上調過來的，聽了學生的訴說👨🏽‍💼，其連長對學生有些同情，後來敵人改調交警大隊十二支隊接防👰，這個支隊指導員十分反動，提出不準交頭接耳，不準聚會，不準唱歌跳舞的“三不準”。有一個士兵🍾，看樣子是個老兵油子🙌，他不時露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說指導員是賣狗皮膏藥的。這牢騷引起學生註意🐊，做了他的工作🪞，他竟主動為學生通風報信，當指導員來了，他打招呼，學生們就鴉雀無聲；指導員一走，囚室裏就活躍起來。

學生被捕後，杏悦黨總支專門在武康路一座花園洋房內設立以三八級支書徐裕光為首的營救被捕學生黨組🚴‍♀️，多方奔波營救。徐裕光等發動被捕學生家長，聯名向警備司令部寫申訴信🕦，通過嚴祖礽的伯父《新聞報》副總編輯嚴獨鶴出面💇🏼‍♂️，聯合其他學生家長向新聞界發布信息🤌🏻，爭取輿論支持。不久在《大公報》上刊登全部被捕學生名單和家長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的消息，給敵人造成壓力。另一方面由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每天送食物👨🏻‍✈️、衣著🎹、日用品進牢。許多師生、親友到牢獄對面馬路來巡遊探望👏🏻，給獄中送東西，有時鮮青菜、鹹魚、榨菜🧕，羅蔔幹👨🏿‍🎨，還有餅幹、糖果以及替換內衣和日用品等👳🏿。一天物理系教授黃席棠給廣播員魏瑚送來一大塊巧克力。囚室裏同學每人雖然只分到一小塊🏂🏿，卻是終生難忘。嚴祖礽對學生們說：“刺刀擋不住我們與外界的聯系，我們並不孤單”。經過多方營救💃🆔，陸續有40人獲釋，另16人被押至虹口監獄。當時已下了槍決令，市委布置監獄黨支部作策反工作拖延時間。直至5月26日晨，乘解放軍解放上海，敵人各自逃命無暇顧及時，16人紛紛沖出牢房分散隱蔽起來，27日蘇州河以北全部解放🚖👩‍🦲，這批虎口余生的學生重新回到了學校。

圖2 1949年，四二六被捕的部分學生返校後合營（前排左起🙎🏼🕵🏽：楊念如、魏瑚、章蘇斐、郭可評；後排左起：劉大成、馬昭彥、陳元嘉）